記憶裡，當年我在信裡曾數度積極鼓勵我的三叔，將他自己在49年後的經歷寫給我看。對於我的要求，三叔深受感動，他說中國現在一切都向前看了，沒有人再願意回顧過去，自己的那點遭遇，縱使是他的子女都懶得聽，既然我有興趣，他便寫給我看。那時，我不知道他的身體本來就不好，也許為了寫這些材料，思前想後的讓他的身體更差了也說不定。這一封談的是他剛被打成右派分子後下放勞改的遭遇。在這封信之前的一封，現在不在我手邊，內容大概是，三叔在臨沂與我父親分手後，北上濟南加入國民黨的軍隊。兵敗被收編為解放軍，隨部隊一路打向西南。後來，在思想言論上犯了錯誤，地主的出身又被掀了出來，在身分上被打上了烙印，從此就註定翻不了身了。
侄：
現在，來談我的右派生活。你是學法律的，知道這些可能有好處。我想，就是一般百姓，知道一下這些歷史事件，也不無好處。
一、名正言順
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，毛澤東替《人民日報》寫的一篇社論中指示：「資產階級右派這個名稱，就是前面說的反共、反人民、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，這是科學的、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，一般稱呼〝右派分子〞也就可以了，不必稱為〝反動派〞。」
右派分子，就是反共、反人民、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。
二、右派分子有多少？
毛澤東說：「右派只有極少數，像剛講的北京大學，只有百分之一、二、三，這是講學生。講到教授、副教授，那就不只這一些，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。」
名字起了，比例定了，基層就要遵照定的這個百分數完成任務，完不成不行。完不成就表明不澈底，就是包庇右派分子，或者領導就是右派，所以非完成不可。而且把毛澤東規定的這個比例越加越大，因為越大就表明你捉的右派越多，捉的越多，就說明你是真正的革命左派。這種革命左派風越吹越烈，在大陸，吹得老百姓吃糠菜，害腫病，文革期間吹得國民經濟接近崩潰。粉碎四人幫後，有所好轉，但幾十年養成的習慣，一時改掉也難，所以悲劇仍不斷發生。
三、我為什麼成了右派？
反右鬥爭是以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面目出現的。當時，大張旗鼓的宣傳動員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，可以隨便採取自己認為方便的形式，如大字報、小字報、大會講、小會講、個別說都歡迎，並召開大會動員，凡真心實意熱愛共產黨的，聽黨的話的，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，就應該以實際行動積極地投入這場偉大的幫助共產黨整風運動，這是鑒別真假革命的重要標誌。
這就叫〝引蛇出洞〞，這不是陰謀，是陽謀。
我當時在岳池縣兵役局當一個小辦事員，又剛遭肅清反革命運動的衝擊，心靈的創傷尚未癒合，因而天天沈默寡言，只老老實實的幹事，哪有心去管你整風。雖然表面沈默，但仍暗暗的思考著，從報紙上觀察了解這次整風的真實目的。
這次反右鬥爭是從上到下開展起來的，是先從文化教育界開始的，以後才逐步向其他方向推開。因此，種種跡象表明，整風是假反右是真的企圖，而逐漸被人民識破。
所以，我就一不寫，二不說。領導找我談話，我就說不了解情況，我就說共產黨樣樣幹的都不錯，我提不出什麼意見。誰曾想到，這竟成了把我打成右派分子的罪證，說我是假革命真反共的最最危險的敵人，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，是右派分子中最狡滑者，因為咬人的狗不叫。
大幅標語提出來了，上面寫著：「右派分子王○○這條咬人不叫的狗被揪出來了」，同樣內容的大標語、小標語立即貼滿了大院內的牆壁，我也被眾人團團包圍起來，七嘴八舌，大吼小叫，要我當眾交代反革命罪行，有些人動手打我，有的人把我的頭壓下去，叫我低頭認罪，但也有的人說：「別打！別打！要他交代就是了。」
幾十個人圍著我吵鬧亂嚷嚷的，我怎麼好說？因此，不論他們怎麼嚷，怎麼逼，怎麼吼，反正我不講話。他們沒有辦法，一會兒把我推到屋裡，一會兒又把我拉到屋外，這麼進進出出，我橫下一條心，不講話就不講話。看他們伸拳弄腿，就像著了魔一樣，一個個如同神經失常的瘋子，對著我又吵又跳。
他們拿我沒有辦法，就派人把我看押起來，命令我好好想想，願意走哪一條路，坦白從寬、抗拒從嚴，要我老實交代，不要自絕於人民。
同時，派人查抄了我的寢室，把我寫的日記拿走了。他們組織了十幾人翻閱我的日記，採取了斷章取義、穿鑿附會等伎倆，從中摘錄了一百多條，要我逐條說清楚這麼寫的企圖和目的。常言道，一人難辯眾人口，我怎麼能夠說清楚！大會說，小會說，眾人和你說，一個人和你說，只要你不承認那是反共的言論，他就說你是狡辯，說你不老實，說你頑固堅持反共反人民立場，說你死心塌地反社會主義，說你要自取滅亡。
就這樣白天晚上的說，也記不清要我說了多久，大概有一個多月吧！我看他們陪說的也不耐煩了，就叫我寫，寫了一遍，沒有達到他們的目的，又寫二遍、三遍，也記不清楚寫了多少遍，反正他們是不滿意的。
記得有一天吃罷早飯，一個幹部向我大發了一頓脾氣，說我的反革命罪行是明擺著的，不承認也要承認，不承認也要定罪！從今天起，叫我別寫了，說我一天坐在屋裡寫寫寫，一點都不老實，拖延時間，狡滑！
用口說和用手寫，一共有五個多月。他們說這是挖材料的階段，也就是逼迫你承認是反革命的階段，有不少人在這個階段被挖進了墳墓。
的確，這個階段是很折磨人的。但有時為了避免這種煩人的糾纏，不得不採取他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。比如，他說：「這一條你是不是在有意反社會主義？」我就說是。「那麼企圖目的是什麼？」我說是反黨反人民。
他說：「為什麼昨天你不老實，不這麼交代？」
我說：「不這麼交代，你不放過我。只有這麼說，你們的心裡才滿意，我也才得到滿意。」
「怎麼！怎麼！你這是什麼態度！王○○，你要對你的後果負責！」
我說：「我負什麼責？我如果能負責的話，你馬上就可以休息。」
他聽後又把我大罵一通。有時受不了，我就這樣回敬一下，實在太可惡了。
四、宣判
他們對我進行了檢查、交代、批判、鬥爭之後，就把我放在一邊，原來的事情沒得做，另派了任務，天天要給伙食團擔水、劈柴。轉井不深，容易提上來，而且不太遠，約300米，每天擔1000公斤的水，需挑20次，往返40趟，約走12公里，其中重載6公里。那時，我只有29歲，從小有勞動習慣，加上我的體質也不錯，開頭兩天有點不適應，以後那簡直不成問題。劈柴只供發火用，那要不了很多，劈一次可供幾天用。炊事員是在城關請的一名廚師，此人開始對我存有戒心，但後來見我勞動得很出色，很踏實，像個勞動群眾的樣子，對我的戒心就慢慢的解除了，並暗暗的對我說些安慰的話，飯菜都給我多留一些，特別吃肉的時候，都偷偷的給我特別優待。我除擔水劈柴以外，也幫忙洗碗、擦桌子、掃地。
這樣幹了不足一個月，就被集中到南充軍專區了。
集中到南充的右派，我記得共有九人。我們是屬於軍隊系統的，住一間大寢室，有衛兵日夜看守，出入大小便要請假，基本失去了自由。
我們九人，有的原先認識，有的初次見面，經過暗暗的交談，我們的家庭出身全是地主。多數人上陣參加了大鳴大放，像我這樣不放不鳴而成了右派的還有一人，就是南充專區的政治教員謝叔，我倆認識。他是西安人，畢業於西安大學歷史系，在專區教導隊講馬克思主義的。
一見面，我說：「你當右派不要緊，只是株連了馬克思，你是講馬克思主義的老師，現在成了右派，怎麼得了！」
他說：「這是什麼時候？你還有心開玩笑！」
我說：「愁也沒有用，倒不如樂觀一點，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，不就是叫去勞動改造脫胎換骨嗎？這有什麼了不起？」
謝叔焦慮的主要原因，是他剛結婚不久的婆娘要和他離婚，這確實是個令人苦惱的事。那時，我結婚也不足半年，但你嬸子知道我成了右派，而且要去勞動改造之後，沒有說一句抱怨的話。當時我要你嬸子好好考慮，最好是離婚，以免連累她。她說：「我不怕，你會回來的，我一定等你。」
到南充的第二天，軍專區召開軍人大會，我們被押到台前，低頭站立，聽候宣判。
軍事法庭首席審判長逐個宣讀了我們的反共罪行，然後判決：開除軍籍、公職，下放農村，由貧下中農監督勞動改造。下午，即用車把我們九人押往一個偏遠荒涼的大山區。從此，艱苦的改造正式開始。
五、改造的第一站：蒼溪縣九龍山
汽車載著我們連續開了八個小時，到了南充專區最北邊的蒼溪縣。他們早有準備，把我們九人押到一間大屋內住下，門口有武裝人員守衛。
第二天一早，邊吃早飯邊宣布了我們的去處。我們九人全分散了，一個人一處，大概是怕我們集中在一塊容易鬧事。我去的地方最遠，是蒼溪的最北邊，和旺蒼縣相鄰，距蒼溪縣城240華里。
早飯以後，馬上出發，自己擔行李，由一個人帶路，兼有押送的任務。此去所行之路不通汽車，全是山路，爬高山，穿深谷，走了兩天多，到了第三天上午，才走到目的地－新觀鄉。鄉政府的一位領導出來和押送我的人招呼，接著要我在門外等著，他們進屋裡去了。
不一會兒，那位領導出來向我說：「你去和平四隊，說好了的，到那裡去吃午飯，你可以走了。」說完，返身進屋去了。
我坐在行李上，沒有馬上走，因為這兩天的旅途勞累，我渾身困乏，腳上起了幾個血泡，兩腳一踏地就痛得鑽心，肚子餓了，口也乾得不行。心想：「到和平四隊去吃午飯，和平四隊在哪個方向？」
休息了一會兒，只好擔起行李起來走。這是一個有十幾戶人家的小集鎮，有一家飯館，因今天不逢場（四川叫趕集市為趕場），關了門，不營業。有一家招牌上寫著賣糕點的糖菓店，卻不賣糖菓，也沒有糕點，只有用麵粉做的一種小餅子，餅子裡沒有滲糖，滲了少許食鹽，外邊沾上了點芝麻烤製的，吃起來挺香的。就這樣的餅子，他也沒有多的，只有二十七個，我全買了。同時買了些火柴和香烟，香烟的品質很差。
這一件小交易，可能在當地算是大買賣，所以店主人高興了，便和我說話。
他問我：「你是不是下來改造的？」我答是。我問他去和平四隊走哪條路？有多遠？他說，去和平四隊還有十五里，並告訴我應走哪條路。我向他討了些水喝，便擔起行李來，向前走去。
這天是1958年的3月下旬，天氣晴朗。我擔著行李出了新觀場，走了約五里多路，就再也走不動了。走不動了就不走，找個向陽背風的地方坐下來，吸了一支烟，吃起餅子來。這時我想，現在自由了，我應該充分的享受一下，抓緊享受一下這可貴的自由，這人類最基本的權利。
我躺在地上，心裡不覺一陣悲涼，我這不正像古時候的流放了嗎？咳！我犯了什麼罪？我一沒殺人，二沒放火，三沒造謠傷害他人，我認認真真的工作，老老實實的做人，最後竟落得如此下場！「啊～！」我高聲長歎了一聲，感覺心裡舒服了許多，「啊～！」我又高聲長歎了一聲。
這時太陽偏西了，一看錶，已到下午四點，該走了，正準備起身收拾行李，抬頭一看，一個小孩向我走來。
小孩走近了問我：「你喊啥子？」
我說：「喊著玩。」
小孩問：「你是不是下來勞動改造的？」
我問他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小孩說：「幹部給我們開了會的，說要下來許多許多壞人，要來我們這裡改造。」
我對小孩講：「我是來勞動改造的，要去和平四隊，你知道路嗎？」
小孩說：「從這裡向前走，走不多遠，就向左邊的那條路，下山就到了。」
我擔起行李向前走去，邊走邊想，這小孩提供的情報很重要，我們這些右派的來，上面早已作了佈置，向群眾作了宣傳和充分的準備。
剛才我躺在路邊吃麵餅，享受自由的時候，曾一度起過給他媽的一跑的念頭，現在看來，跑是跑掉了，但這裡山多溝深林密，人烟稀少，人走的路只有那麼幾條，如果跑不了被捉回來，罪加一等，更加麻煩。再說，你那位痴情的嬸子，是那樣堅定的等著我，對我抱滿信心和希望。要是沒有她，我的結果很可能不是今天這個樣子。我能活到今天，你嬸子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邊想邊走，不覺已下到山腰，眼前出現了幾戶住家。一問，這就是和平四隊，隊長就住在這個院子裡。
我向院子裡走去，剛進院子，從各間屋子的門口就湧出了不少的大人小孩，幾十雙眼睛冷冷盯著我這個陌生人。
我放下行李，抬頭掃了他們一眼，鎮靜的高聲說：「我是右派分子，叫王○○，老家山東，因反共反社會主義，成了資產階級右派，現來到貴隊，請求貧下中農對我監督改造。」就像京劇演員出台亮相的開場白一樣，現在想起仍覺好笑。但這確是我們下來之前，領導的要求。後來得知，我們這些個右派分子，有的就沒有像我那樣作開場白，結果就給群眾批判鬥爭了半天。
我的寢室在一間進門需彎腰的小閣樓，面積約有12平方米，但主人存放的雜物就占了三分之二。這些雜物是破舊的筐簍、犂、耙、鋤頭、糞桶等農具，全都散發出一種霉臭的氣味。閣樓裡沒有窗戶，所以這股霉臭摀在屋內，時間久了變得特別濃烈。
閣樓裡沒有床，只在樓板上放著捆稻草。
隊長叫我把行李搬進寢室，還沒等我放好，就喊我趕快下來上工幹活。
我拖著酸痛的兩條腿下來，隊長站在院子裡催我快一點，我咬著牙快走了兩步。隊長遞給我一個揹斗，要我和社員一塊向田裡送糞，且說這揹斗是向人暫借的，小心點不要搞壞了，今後需用的小農具，要自己購買。我答應著，拿了揹斗，和社員一塊走了。
在蒼溪縣山區，乃至雲、貴、川，不是上山，就是下坡，山路既窄又陡，有的路上一邊靠崖，一邊就是深溝高澗，農家一般拿進搬出，在這種山路上肩挑十分不便，且非常危險，所以都是用揹的。東西揹在背上，空出雙手可以攀扶抓拉，行走較為安全。
我拿起揹斗套在肩上試了試，感覺揹帶長短合適，以為沒有問題，心裡想不就是像當兵揹背包一樣嗎？結果，當真正揹上約50公斤的人畜糞便時，才馬上體驗到根本是兩回事。那揹斗的兩根背帶立即向肉裡殺去，腰也不能直立了，必須彎下去才能保持重心，走起來就像鵝一樣，一歪一歪的挪動。
我們一塊送肥的共六、七人，我被夾在中間，走在後邊的老催我走快一點，說不然，返回來天黑了，看不見路。我抬頭一看，已和走在前面的拉開了一段距離，就咬緊牙趕快跟上去，但不管我多麼努力，距離越拉越大，加上爬山時山路既窄又陡，稍一不慎，就要滑垮下來。我累得大汗淋漓，脊背酸痛，兩腿軟顫。走在後面的不耐煩，有的就罵人了。
「你這個狗日的右派分子，怎麼搞的，還走不走？」
「右派分子耍死狗，你反社會主義的勁頭哪裡去了？」
「把那個野豬日的拉開，別把我們擋住了！」
罵著罵著，後面一個青年人把我撞了一下，我一個趔趄，兩手空抓，就滾下山溝去了。幸好溝不太深，只有三米多，我翻滾了幾圈，落在溝底的亂石堆上。我的意識還很清楚，但渾身麻木，一動也不能動。
上面傳來一陣笑聲，有的還罵了幾句：
「甩屍你這個狗日的！」
「該揹囉！」（這是四川土話，即活該倒霉的意思）
隨他們怎麼罵，反正我不答話。
後來有一個人向我喊：「王○○！你聽著，自己起來回院子裡去，我們是不管你的。」
慢慢的，我開始感覺頭部、兩膝和手臂有些痛了，恢復知覺後，就掙扎的爬起來，一次、兩次都失敗了，再來，咬緊牙硬撐起來，一個沒站穩，又坐了下去。
我想，不慌，多坐一會兒可能要好一點。就坐著，先打掉一頭一臉的糞便。這糞便乾的很不均勻，有的還很溼，沾在身上抖不下來，而且臭得難聞，我顧不了這些了，抖了個大概就行了。
等精神體力較剛才好多了時，就慢慢的爬起來，試著活動一下腿，感覺還好，骨頭沒斷，破點皮不怕。感覺前額有點痛，一摸是溼的，是血，頭碰破了，就把帽子向下拉了一拉，把傷口蓋起來，以免受到感染。
我把揹斗裡的糞倒光，揹著空背斗，慢慢順著溝底向上走了一段，找尋坡度較緩的地方爬上去，等回到院子裡時，已過了下午七點，天早大黑了。
剛進院子，女房東在屋門口給孩子餵奶，一見我就說：「你怎麼先回來了？」
我答：「我跌到溝裡去了，糞倒了，沒有去成。」
她說：「那也好，你把這點玉米拿去，推成粉子，今天晚飯好吃。」
我說：「我的頭打破了，腿也打痛了----」
不等我說完，她很不耐煩的說：「那點傷痛怕啥？快去！」
我只好接過玉米，放下揹斗，向石磨走去。
這個女房東，一個十足的母夜叉，在我的背後仍大聲斥責：「在我們這大山裡，滾崖打觔斗是家常便飯，擦破點皮肉就不想幹活，那你這個右派分子就別想！別說你，我們貧下中農從來就沒有那麼貴氣過！」
我推著磨棍，一拐一拐的繞著磨道一圈一圈的推著，石磨擦擦的聲音，像是在為我哭訴。同時，我心裡也在酌磨著，咳！看來今後要倍加小心才是！我以前的思想準備太欠充分，對山區農民勞動的艱苦估計不足。我當前所面對的，可不是什麼小橋流水、蝶舞花香那樣浪漫田園風光的氣氛，的確，在下來之前，我曾這樣幻想過，現在看來，必須重新調整思想。
（我還沒有寫完就住進了醫院，原打算再抄一遍，現在看來太費勁，不抄了，就把一稿寄來，現在通信基本正常，估計不會丟失。我是慢性病，要住院進行治療一個較長的時間才行。）
三叔
1989.5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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