侄：
續上。
八、爬出陰山上陽山
陰山、陽山是礦井的行話，陰山是井下，陽山是井上。
骨頂後，組織懷疑我們這些右派在井下搞破壞，所以把我們調出井下，另外派了活幹。
「從今天起，你們上山砍竹子。」保衛科那個姓許的向我們下達新任務，「每人每天必須完成50公斤，完不成要扣飯。還有，井下的破壞，你們這些右派沒有一個人交代，特別是陳正賢，要邊勞動邊交代，要戴罪立功，不要以為沒有事了。我告訴你們，不搞清楚，你們一個也跑不掉！」
我們沒有人答腔，面無表情的保持沈默。反正，權力在他們手上，是非在他們嘴裡，要我們幹啥就幹啥，說我們是什麼就是什麼。縱然如此，我們不表態，他們還是不放過我們，認為我們是消極的反抗：「你們不服從也不行，告訴你們，死心塌地反革命，只有死路一條！」
我們出發了，上山砍竹子。我們每兩人配一把刀，這種頭帶著勾的刀子，叫〝彎刀〞。
華鎣山海拔約一千多米，山勢平緩。山上長滿了松柏和竹子，松柏多長在山頂，山腰至峽谷則遍佈著竹林。
我們鑽進叢竹裡，寬不到一米的小徑上舖滿厚厚的竹葉，踩在腳上軟綿綿的。四周被叢竹密密的包覆著，細的如香烟，粗的如核桃，兩邊竹尾交錯糾纒，蔽不見天，形成一條條被竹枝密密麻麻交織的甬道。
叢竹裡甬道錯綜複雜，走不多遠，就會遇見岔路，岔路再分岔，一眼看不到盡頭，就像水滸傳裡祝家莊的盤蛇路一樣，〝容易入得來，只是出不去〞，幸好，我們右派裡有位本地人，在這林場幹過，靠著他的嚮導，我們才不至於迷失在這片竹林裡。
叢竹裡密不透風，夏天潮溼悶熱，冬天陰冷刺骨。常日裡，非雨即霧，一年難逢一個晴朗的好天氣。竹葉、竹枝上常掛著水珠，稍受搖動，就像下雨一樣嘩嘩的打在身上，因此，我們的衣服從早到晚都是溼漉漉的。熱天還好辦，冬天則極受罪，寒風一吹，刺骨鑽心，手指僵硬，四肢打顫，悽慘之狀，現在回想起來猶令人膽戰心驚。
我們這些從未到過竹林裡勞動的人，開始以為砍竹子是件極容易的差使。等到實際體驗後，才發現這比在井下也好不到哪裡去。
砍斷一根竹子不難，但要拖倒一根竹子並非易事。原來竹子的枝葉彼此之間交錯糾纏，竹根斷是斷了，整枝竹子仍結結實實的懸吊著。要將一根竹子拖倒在地，實際上是與其周圍十數根竹子的束縛搏鬥，要費很大的力。
一根竹子少說也有五、六米高以上，拖倒一根竹子，相對的要在竹林裡倒曳行走相對的距離，小徑兩旁留有不少砍伐後的竹茬，高高低低的，如同槍林刀山，一不留神，就會刺破腳底板，或在腿肚子上劃道口子。一天下來，掛彩一兩處是家常便飯。
再苦的差使，我們都挺得住。但叫我們最挺不住的，是不給飯吃。那時有兩個吃糧標準，一是井下，每人每月28.5公斤；一是井上，每人每月22.5公斤。而我們這些右派的每人每月只得9公斤，這就是說，每天只有0.3公斤的飯可吃。
我們都是正值壯年的男人，且從事極費體力的勞動，0.3公斤，一餐都吃不飽，等於一天有兩餐不給飯吃，這不是存心要餓死我們嗎？
我們向上面反映，他們的答覆是：「你們原來是坐機關的，現在坐機關的定量就是那麼多。」
我們說：「現在我們是在勞動，是在爬山砍竹子，不是坐機關。」
他們說：「這應該問你們自己，為什麼好好的機關不坐，要跑到山上砍竹子呢？告訴你們這些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，你們的出路只有一條，那就是規規矩矩、老老實實的接受國家和人民對你們的改造，爭取重新做人。否則，你們是沒有好下場的！」
「現在，你們在鬧糧，叫喊飯不夠吃，不服從國家和人民對你們的改造，這是另一個新的反革命罪行，你們還不自覺認罪嗎？」
「你們每人每天必須對此寫下書面檢查資料，白天勞動，晚上寫，兩個晚上寫好。我們會根據你們的檢查交代情況，再作處理。」
劈頭劈臉的捱了一頓痛斥！我們原指望通過反映，提事實，講道理，能提高我們的口糧標準。沒有想到，討來的是一大棒！我們原來被打翻在地，現在又被踩上一腳。
挨餓難受，我們只好採野菜充飢，這可以公開進行，他們不加干涉。我們把採來的野菜，摻在米粉或玉米粉裡，煮成糊來喝。起初沒經驗，不小心採來有毒的野菜或樹葉，吃得臉都腫了。
後來，逼到沒有辦法，只好從私人手裡買食物。糧食受到嚴格管制，私買糧食是冒險的事，萬一給革命左派碰上，那就要倒霉，甚至受到判刑的牢獄之災，一旦判刑，就什麼都完了。
當時，挖煤的工人多來自農村，農村經濟很差，一家人能買雙膠鞋都不容易，買只手電筒就算高檔消費了。上面不准我們和工人私下交往，怕我們把他們腐蝕了，但有的工人不理會這個限制，仍和我們說說笑笑，靠著貧農的身分，上面對他們也無可奈何。
和工人們相處久了，有時他們也會開口向我們借錢，三元、五元的借，我們大多予以滿足，當時這可是不小的數目。有來就有往，我們也利用機會，請他們想辦法給搞吃的。他們從食堂打飯來，從家裡拿來地瓜、蘿蔔來賣給我們，價格由他們定，飯1.20元一市斤，地瓜每市斤0.7元，蘿蔔0.5元，價格都高於國家牌價15倍左右，但我們為了活命，心甘情願，且不斷的另外給他們好處，以求保密。
當時我每月的生活費是43元，是我們幾個右派中最多的，月月全部用完，但仍鬧飢荒。
九、摘帽，帽子讓別人拿在手裡
在華鎣山拱橋灣煤礦折騰了一年多，組織在1959年12月通知我回南充。
南充專區各機關和南充市機關學校的右派分子、壞分子、內控分子共有兩佰多人，全部集中在一起學習。
報到那天，在眾人之中，為醒目的是我。我的棉衣在竹林裡被刮得千瘡百孔，棉花糾結的吊在外面，渾身沒一處像個人樣，眾人還以為我是從哪邊跑來的叫花子。
我的一位右派同夥一見我，緊緊握住我的手：「怎麼搞成這個樣子？」
這人叫李長青，河北人，在南充市兵役局幹事時，和我熟識，我都叫他李大哥。此人性情中人，正直豪爽，好打抱不平。我們同被打成右派，分手時，他還囑咐我好好表現，爭取早點摘帽。
聽了李大哥的話，我長歎口氣：「一言難盡！」
李大哥說：「不成！得馬上買件棉衣！」
我說：「想過，錢沒問題，但沒布票。」
當時，每人一年發1.8市尺布票，而一件棉衣要18尺布票，10年才得一件棉衣，到哪裡去找？
李大哥拍拍胸脯，說沒問題。馬上拉著我，向眾人說：「各位，我這位兄弟的棉衣不像話了，請諸位支援一下，過年了，給他買件棉衣。」
李大哥先從口袋裡拿出兩張布票給我，這是他和他婆娘兩人的。眾人踴躍義助，不消幾分鐘，18尺布票就全凑齊了。李大哥馬上陪我去買了件棉衣，我將新棉衣穿在身上，李大哥拍拍我的背，大笑：「瞧！這不就有了！」
集中學習後，我被分配到南充市郊區的一個公社－火花公社。我隸屬公社生產隊，另有三名右派分子，一名內控分子當組長，姓弋，我都喊他弋大爺。
我的工作是種菜，其他人有的是積肥，有的種五穀。我所在的種菜組，另有兩個老農民，都五十多歲，我負責擔糞施肥。
火花公社離南充市只有四公里，環境不錯，地平，勞動條件好，但最大的問題，還是吃不飽。
我們每日三餐都要到食堂打飯，都是菜稀飯，每人每天只有0.25公斤米，其餘就看菜有多少了，菜多，飯就乾點；菜少，則是清湯湯。
沒過多久，我因為長期營養嚴重不足，得了腫病，兩條腿腫得像冬瓜，臉腫到兩隻眼睛都睜不開。弋大爺看看不行，向公社黨委書記反映，我這才住進了大隊辦的腫病醫院。說是醫院，其實只是四間普通的民房，女性一間，男性兩間，剩下一間作辦公室兼保管室。沒有專業醫生，只有一個院長和一個炊事員。院長不懂醫術，原是一個農民，四十多歲。
住院不治病，主要是休息和改善伙食，每餐有二兩米的稀飯，還有一個用麥麩、米糠、黃豆粉做的饅頭，比拳頭小些。我住了五天，腫才稍消些，就要我出院了。
這一年，我的運氣不錯，我們種的菜長的特別好；菜長的好，食堂的伙食就辦的好；伙食辦的好，社員就滿意；社員滿意，我就能爭取摘帽。到了十月份，我終於被宣布摘掉右派的帽子了。
在給我們摘帽的大會上，火花公社黨委書記在台上說：「你們這些右派分子，在改造當中，有的表現不錯，所以得到了人民的寬大，給你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。但是，這次摘帽子的人數不多，也就是說，你們的多數的表現還差，還沒有得到人民的原諒，希望你們繼續努力，爭取早一天回到人民這邊來！」
「這裡還要說一句，就是你們這些摘帽子的，絕對不要驕傲，要好好的接受以往的教訓，挾著尾巴做人，否則，帽子還會重新戴上去的。我們的政策是一貫的，大家都清楚：〝有反必肅〞，帽子摘了，拿在人民的手上，什麼時候反了，就什麼時候再戴上去；什麼時候改造好了，就什麼時候摘下來。〝一反就戴，一好就摘〞。簡單說來，就是這麼八個大字！」
「關鍵就是，我們的帽子不丟，一定要緊緊抓住不放手！」
聽到最後，我熱烈的心好像被澆了一桶冰水，從頭涼透到腳。原來我們的帽子摘是摘了，但還拿在他們手上，我成了〝摘帽右派〞，還是右派！我們表現好或不好，全憑他們一句話，這就是叫人沒法好好的活著，終日得提心吊膽，防不勝防。
1960年底，我結束了在火花公社的勞動改造，被派上了華鎣山，到一個小煉鐵廠工作。
1961年在華鎣山，我面臨最大的困難仍是飢餓問題，終日總想吃東西，但有錢也買不到東西。國營商店裡的糕點，食店裡的飯、麵、饅頭，不但要錢，還要糧票，除此之外，市場上沒有賣吃的。1961年，廢除了市場，他們說，市場是繁殖資本主義的溫床，要消滅資本主義，必須先消滅繁殖它的溫床。
電台、報刊天天報導糧食高產衛星，人民日報稱：〝河北省徐水縣將要發射特大高產衛星，洋芋畝產120萬斤，小麥畝產12萬斤。這一壯舉，終於使中國人目瞪口呆了！〞山東人把這叫做〝吹牛皮〞，四川人叫〝沖壳子〞，人民餓到面黃飢瘦，死氣沈沈，國家卻天天報導糧食高產，大幅增收，這是什麼現象？不是吹牛皮、沖壳子，是什麼？真他娘的臉皮厚！
在鐵廠，我被派去管一個採石灰石的小礦山，任務是每天15噸，全組只有三十幾人，要開山放炮，又要捶石成灰，全部人力操作。工人全是從鄉下來的農民，沒有經驗和技術，因為勞動條件太差，且經常發生傷亡事故，又吃不飽肚子，工人經常逃跑。
這種地方，誰都不願意來，勉強來了的，不是被批鬥撤職，就是乾脆一走了之。鐵廠成立兩年，管理幹部換了八個，我是第九個。幸好，我到任過不了幾天，上面又派了個領導來，我便馬上到了生產一線，遠離是非之地。
我換到炮工隊工作，這裡是危險性最大的地方，天天提心吊膽，拚死拚活，混了半年，所幸沒出大事故。下半年，生產開始不正常，沒過多久，就宣布倒閉了。
喊了幾年的〝躍進〞，沖了多少的壳子，到了1962年才有點清醒，從天上落了下來，看到了現實，才作出了調整的決策，對人民無窮無盡的壓搾才有所收斂。
鐵廠倒閉後，1962年7月，我被分配到岳池縣中和鎮的一個供銷合作社工作，任務是收購廢品，其實就是收破爛，是最底層、最不起眼的位置，我在這個崗位上幹了十八年。
在這十八年之中，大陸發生驚心動魄的〝文革〞，十年浩劫，我卻幸運的存活下來。什麼原因呢？因為我幹的工作，是從不被人看得起的，我守的店門是破爛的，收的物品也都是些破爛，對我起了保護作用。我無時無刻不小心謹慎，埋頭幹活，真正是挾著尾巴做人。我雖然是右派，但他們搞大的革命都感到時間不夠，對我這個收破爛的右派哪有時間來過問？文革過後，有人說我狡滑，在動亂中平平穩穩的過來了。我說，你們一開始就說〝左派搞革命，右派搞生產〞，我是聽了話的，所以該當如此。
十、錯劃右派
反右運動的發生和演變，看他們發明的一串不同的名詞，就知道他們其實也沒有什麼一定的標準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。什麼〝戴著帽子進棺材的死硬右派〞、〝漏網右派〞、〝帽子讓別人拿在手上的右派〞、〝摘帽右派〞、〝錯劃右派〞……。直到文革都已結束的今天，他們仍反對給右派平反昭雪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他們有些人能爬到今天的位置，全憑右派的頭壘成的階梯，階梯如果一撤，他們便要跟著倒台。
最近見報載，1979年全國糾正錯劃右派的有五十多萬人，這還只是整個被打成右派的一部分，真是駭人！
照理說，右派被平反昭雪，恢復名譽、政治及經濟的待遇，該享有平等的公民資格，其實不然，平反只是嘴上工夫，沒有手腳的切實配合。當然，現在沒有哪個敢再明目張膽的要你坦白交代了，但在社會上辦同樣的事，別人辦起來很順利，你則不行，為什麼？因為你是右派，你說你是〝錯劃右派〞，他們說〝錯劃右派〞還是〝右派〞，你就是〝右派〞！政治帶給社會的影響之大，由此可見一斑。不要以為北京的文化部長王蒙、上海市長朱鎔基是錯劃右派，就能改變人們對右派的看法，就能抺去人們對右派的惡劣印象，那一下子辦不到。我們這些右派，要能夠被社會正常的對待，恐怕還需要一段時日吧！
我的右派生活，就寫到這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是病前寫的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是住院以後寫的。在醫院裡有干擾，有的地方就寫得不怎麼具體。我本來耽心我的病會妨礙我做這件事，還好，有點妨礙，但不大，總算寫完了。儘管不完善，不怎麼樣，但這是我的親身經歷，我的親身的體驗。
我的這些事情能形成文字留下來，侄，這是因為你對我的要求，如果你不提出要求，我想，我也不可能寫下來，是你的要求讓我實現了這個不可能，所以，我要向你表示感謝。
我的病正在接受治療，自我感覺是，沒有明顯的好轉，也沒有明顯的惡化，相對保持穩定狀態。你嬸子陪我住在醫院裡，各方面都還不錯，請放心。
希望你們用心學習，珍惜學習時間，多學些東西，將來服務於社會。
祝
平安
三叔
1989年6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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