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叔的來信3

侄：

繼續說這件事：

六、和平四大隊的兩個山東右派反了

九龍山是秦嶺大巴山向東延伸的餘脈，這裡山高谷深，林草茂密，地勢十分險要。1933年，徐向前率紅軍曾在此處建立根據地。當時寫在崖石上的標語，至今有的仍保存完好。

我們這些右派所以被押至此處改造，主要是因為此地的群眾基礎好，山裡交通十分不便，信息閉塞，文化落後，群眾最容易接受愚弄。

我把第一頓晚餐用的玉米粉子推好，交給女主人後，就回到寢室癱在穀草上不能動了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迷迷糊糊快要睡著時，忽然聽見有人喊我下去吃飯。我掙扎起來，累儘管累，飯還是要吃的。

飯就是用我剛才推的玉米粉子煮的稀糊，放在矮桌上的鍋裡，自吃自盛。旁邊有幾節短粗的圓木，當作凳子，我撿了一個坐下。

桌上沒有菜，當中只有一只盌，裡面裝的是鹽。

我撮了一點鹽放在飯裡，攪了一攪，喝了一口，滿嘴酸臭味，差點沒吐出來。

女主人見我一臉古怪像，對我說：「怎麼樣？吃得慣嗎？你們山外人吃慣白米魚肉，吃不慣這個，但我們不吃不行，不吃這個就生病！」

我只好說：「慢慢會習慣的。」憋住氣，大口吞下了一盌。

我想，這飯再難吃，但只要過了嘴這一關，到了肚子裡，就不相關了。

吞了一盌，我又吞下第二盌。

本來，我吃第一盌就已經夠受了，之所以又吃下第二盌，主要是以具體行動證明我是一個普通的勞動人民，不是資產階級少爺，更不是右派分子。

我回到寢室，正要摘下帽子睡了，才發現帽子被血沾牢在頭上了，只好戴著帽子睡就是。正當快要睡下去時，迷迷糊糊聽到院子裡有人說話：

「吃了兩盌-------有種氣！」（有種氣就是有志氣的意思）

「跌得不輕吧！-----」

「----誰讓你給他裝那麼多！----」

我到和平四隊的第三天，組織通知我到大隊部學習。

吃罷早飯，我正準備出發，一位老大爺拿著一根一米多長，有核桃粗的木棍，向我走來。

我站住問他：「大爺，有事嗎？」

他把棍子遞到我手上說：「把這個帶上，我們這裡蛇多，天暖和了，那東西該出來了，路上要注意腳下，見了它別怕，你不傷它，它不咬你。只有一種爛草蛇，見了人會主動咬人，不過，那東西咱這地方少見，別怕。」

我接過木棍，道了謝，心裡感激他的好意。

這位大爺姓李，叫李懷寶，五十多歲，無兒無女，和老伴相依為命。

李大爺身材高大，大手大腳，兩眼烱烱有神，說話聲音洪亮，他1933年曾參加徐向前的紅軍，在一次戰鬥中腿部受了重傷，便返家為民。

等我到了大隊部，屋裡已坐定了五個人。大家先自我介紹，其中一人姓嚴，是我們的組長，來自南充市絲二廠。後來得知，他老家在山西，在絲二廠工會幹辦事員，因亂搞女人被〝內定〞為壞份子。所謂〝內定〞就是只限領導掌握，沒有在群眾中公佈。他名義上是我們的學習組長，實質上也是來接受勞動改造的。

其他四人都是來自南充市中學的右派教師，分住在和平大隊所轄的其他四個小隊。

大家自我介紹完畢，嚴組長宣布開始學習。他說：「今天的學習內容，是叫右派分子王○○坦白交代他在和平四隊破壞農業生產的滔天罪行！王○○！你來坦白交代，老實點，大家好好聽。」

原來拿我先開刀！但我根本就搞不清楚他講的是哪回事，什麼時候，我竟然犯了破壞農業生產的罪行了？我說：「我到四隊才勞動了三天，我沒有在什麼地方破壞什麼農業生產！」

「你沒有破壞農業生產？明擺的事實，你還不趕快向人民低頭認罪？還企圖蒙混過關！你要曉得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覺悟是很高的，不坦白只有死路一條。你要快一點交代、坦白、認罪才行！」」

「才三天時間，做了些什麼都記得，我就是不記得有做錯事。我如果做錯了，群眾都清楚，不說也不行，但我確實沒做錯什麼事！」我直起脖子抵抗著。

嚴組長看我不肯低頭，再度出言威脅：「你不說，我來揭發。共產黨的政策，你應該知道，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立功受獎。你不自覺坦白，要罪加一等。」

我拿眼睛瞪他，一語不發。

底牌終於掀開了：「我問你，你把社員群眾辛辛苦苦積的肥料，倒在山溝裡，有沒有那回事？」」

我一聽，原來是為這體事，簡直是欲加之罪，我說：「有這回事，但我要說明一下。」

我才說兩句，那嚴組長立刻搶下話頭，聲音高上八度：「有這回事，就沒寃枉你！你還要說明什麼？不准說明！」

我也大聲回說：「不讓我說明，那就是寃枉！」

於是我們就對立起來，他要我認罪，我表示若不給說明便死不認，兩人相持不下。

嚴組長想爭取群眾對我施加壓力，就問其他四人是否讓我說明一下。出乎他的意料，其他四人竟同聲願聽我的說明。

我將那天的情況詳細的說了一遍。並說，第二天，我還抽空將倒了的肥料全收回來了。

聽我說完，嚴組長氣急敗壞的高聲叫喊斥責我是狡辯，大吼：「你給我跪下來！老實坦白認罪！」

我看他一副蠻不講理，故意挑刺的樣子，也火了，但仍很鎮定的說：「那天把糞倒在溝裡，我不是有意的，這構不成犯罪。」還捲起褲筒，讓大家看看跌傷的兩個膝蓋，說：「大家看，我這兩膝能跪嗎？所以我不能跪，也沒有道理跪！」

嚴組長沒有想到，才頭一天居然遭到一個右派分子的挑戰，就惱羞成怒，大喊：「你要反了！」還想動手打我。

他又矮又瘦，哪是我的敵手？我招架了幾下，他打都沒打著，最後還是眾人將他拉開了坐下才罷手。

大家七嘴八舌，最後有一人說：「咱們來到九龍山第一次學習，就這麼做，多不好！既然是學習，就要有學有習。至於老王同志在生產中有失誤，那就實事求是，分清是非，有錯就應認錯，違法就該伏法。不過，我認為，王同志因山路陡，尤其當日才遠路而到，又飢又累，不慎倒了一揹土肥，憑這點事實，構不成違法犯罪。再說，他抽空閒時間，又把倒的土肥撿回來，此一精神可嘉，算不得什麼錯誤。」

說這話的是位身材高大，面目清秀，四十多歲的中年人，姓左名兆林，山東諸城縣人，和安邱相鄰。他一口山東口音，我一聽便就知道是我的老鄉。後來得知，他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，抗日戰爭期間，華北失守後，便入川投靠同學，在南充中學謀得一席教職。1957年反右時，在教學上提了一條意見，被打成右派分子。

老左的話一說完，嚴組長便暴跳了起來，指著老左的鼻子大吼：「你這是站在哪個立場說話！你稱呼一個右派分子，一口一個同志、同志，你在為他開脫罪責嗎？他倒掉肥料，破壞農業生產，這是什麼行為？這也值得可嘉嗎？你給我站起來，把這個問題交代清楚！」

老左不慌不忙，慢條斯理的問嚴組長：「我叫王○○為同志，有什麼錯？這怎麼會成為立場問題？我對這說法不懂，請組長指教。」

嚴組長受他一問，一時語塞，答不上來。

老左見他不說話，接著說：「老王同志倒了一揹肥料，他又撿回來了，這犯了什麼法？在我們人民共和國，至今見諸文字的，只有憲法和婚姻法，你說說看，老王同志犯了這兩個法的哪一條？哪一款？」

老左講完，只見嚴組長臉色一陣青一陣白，炸開一聲：「你反了！」

老左毫不示弱：「我反了？我說你才是真反了哩！我如果真要反，我就不來這九龍山了，要講理講法嘛！」

嚴組長仍在頑抗：「左兆林，你這個大右派，我告訴你，你今天要給我跪下來說清楚，不然我就不放過你！」

「我為什麼要給你下跪？我和你說清楚，你不放過我，我才不放過你哩！王○○，咱們和他到南充去說，在這裡是和他說不清楚的。」老左說完站起來，作勢過來拉我。

我也站起來，高聲說：「可以。那咱們這就走吧！」

寫累了，就先到這裡，未完，寫好後，再寄來。

三叔

1989.5.1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