姦吏壞法

柳公綽，唐德宗貞元元年（西元785年）18歲應試中舉，經過德宗、順宗、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六朝皇帝，歷任中央地方文武要職。文宗大和（太和）六年（西元832年）65歲卒於兵部尚書任上，諡號「元」，世稱「柳元公」。

「贓吏犯法，法在；姦吏壞法，法亡。」出自柳公綽的一則判決。

（唐穆宗）長慶三年（西元823年），改尚書左丞，又拜檢校戶部尚書、襄州刺史、山南東道節度使。行部至鄧縣，縣二吏犯法，一贓賄，一舞文。縣令以公綽守法，必殺贓吏。獄具，判之曰：「贓吏犯法，法在；姦吏壞法，法亡。誅舞文者。」（《舊唐書》＜柳公綽傳＞，

－－－行部至鄧，縣吏有納賄、舞文二人同繫獄。縣令以公綽素持法，謂必殺貪者，公綽判曰：「贓吏犯法，法在；姦吏壞法，法亡。」誅舞文者。（《新唐書》＜柳公綽傳＞）

唐穆宗長慶三年（西元823年），柳公綽時任襄州刺史、山南東道節度使，巡行管轄區域至鄧縣，其時縣府正在審理兩件公務員瀆職案，一個是貪污納賄，一個是舞文弄法。縣長審案完畢呈報柳公綽核判時，根據柳公綽向來執法的前例，以為柳公綽一定會判貪污納賄者死刑。結果不然，柳公綽判決死刑的是舞文弄法者，他的判決理由是：「貪污納賄者違反法律，法律尚在；舞文弄法者破壞法律，法律不存。」因此判決舞文弄法者死刑。

柳公綽的判決會載入史冊，因為是一個特例。

自古至今，在柳公綽的時代，甚至是到了今天，法律都是厚責貪污納賄，而寬縱舞文弄法。但是柳公綽持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舞文弄法曲解法律是對法律從根本的破壞，其對法律制度的破壞性更甚於貪污納賄。

公務員是法律制度的執行者，應忠實的執行法律是公務員最基本的任務。公務員無論是貪污納賄或是舞文弄法，都違反忠實執行法律的任務，皆應予以重懲。

柳公綽這個判決的用意不外乎凸顯舞文弄法者的惡性，但貪污納賄卻反而得到寬縱，也未免太過頭了，其實對貪污納賄及舞文弄法都處以極刑，同樣也能達到警世的作用，柳公綽捨此不由，與他為官處事頗異於常俗的個性有關，這以後於另文再談。

公務員舞文弄法的惡性，不僅破壞法律制度，更紊亂政治體制，唐朝第一諫臣魏徵曾說：

夫委大臣以大體，責小臣以小事，為國之常也，為治之道也。今委之以職，則重大臣而輕小臣；至於有事，則信小臣而疑大臣。信其所輕，疑其所重，將求至治，豈可得乎？又政貴有恒，不求屢易。今或責小臣以大體，或責大臣以小事，小臣乘非所據，大臣失其所守，大臣或以小過獲罪，小臣或以大體受罰。職非其位，罰非其辜，欲其無私，求其盡力，不亦難乎？小臣不可委以大事，大臣不可責以小罪。任以大官，求其細過，刀筆之吏，順旨承風，舞文弄法，曲成其罪。自陳也，則以為心不伏辜；不言也，則以為所犯皆實。進退惟谷，莫能自明，則茍求免禍。大臣茍免，則譎詐萌生。譎詐萌生，則矯偽成俗。矯偽成俗，則不可以臻至治矣。（《貞觀政要》＜君臣鑒戒第六 ＞）

「任以大官，求其細過，刀筆之吏，順旨承風，舞文弄法，曲成其罪。自陳也，則以為心不伏辜；不言也，則以為所犯皆實。」這豈不是當前馬黃之亂的最佳寫照？

司法人員深文巧詆，陷人於罪，史書蔑稱為「刀筆吏」，即為柳公綽目為壞法必誅的「姦吏」。

然而自古以來，刀筆吏舞文弄法有基於個人恩怨或利害關係，但最多的則是政治目的，特別是政治鬥爭，所以魏徵很明白的說：「任以大官，求其細過，刀筆之吏，順旨承風，舞文弄法，曲成其罪。」先有「順旨承風」才有「舞文弄法」。「順旨承風」均來自於上意，上意為何？當然不言可喻了！

以視當今，「舞文弄法」是再明顯不過的事，而要說沒有「順旨承風」，恐怕也沒有人相信吧！驕君昏主姦吏邪臣，正是當今世道的亂象。